“太行八陉”的主要意义在于沟通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而在解读第一陉（轵关陉）时我们已经了解到山西境内的农耕区主要集中在大同、忻定、太原、临汾和运城五大盆地。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农业无疑是支撑各诸侯国生存的基础，因而在韩、赵、魏瓜分晋国时，上述五大盆地率先成为三方争夺的焦点。由于晋国经营临汾和运城（古称“河东”）已经数百年，故而南部两大盆地的条件最为优越。分晋之初韩国定都平阳（临汾盆地中部），魏国定都安邑（运城盆地东部），表面上看双方各得其所，但这样的政治格局却并不稳固。从图上不难看出，临汾与运城两地的联系显然要比别处紧密得多，加之中间缺乏足够的地理屏障作为缓冲，因此韩魏之间注定要有一个被迫出局。
三晋都城从随后的结果来看，还是实力强劲的魏国更胜一筹，韩人的势力不得不全面退出河东。而在韩魏缠斗的同时，赵人却将都城定在了太原盆地与忻定盆地交界处的晋阳，以此向剩余两家宣示北方三大盆地的主权（尽管此时大同还控制在戎狄手中）。不过晋国的遗产并不仅限于山西高原，其在河北平原上的人口和土地同样摆脱不了被瓜分的命运，具体而言就是大陆泽（古时的湖泊）北沿至漳水北岸归于赵国；今天的济源、焦作和新乡归于韩国；处在两者之间的土地归于魏国。这个时候“太行八陉”的意义便跃然纸上，为了实现各自国土的联系，三方都在寻找能够横穿太行山脉的路径。不过与先前解读的轵关陉不同，今次出场的太行陉却必须引出另一个地理名词：上党高地。
上党高地前文讲过，韩国因同魏国的竞争失败而退出河东，那么此后的韩人将经营重点放在了何处呢？答案就是上党高地！上党位于山西高原东南，西侧以太岳山为界，向南则止步于王屋山。就体量而言，如果这片被太岳、王屋和太行包夹的地区是盆地的话，其地缘价值绝对在五大盆地之上，可惜造物主没有给它这样的机会。纵横交错的山脉使得该地区的农业价值极低，唯一的特产竟是长于深山老林的“党参”。如果从河流的角度出发，上党高地内适合人类聚居的地区可划分为三处：长治、晋城和阳城，滋润三地的水系则分别是漳水、丹水和沁水。而太行陉的一部分正是借助于丹水的冲刷在群山中开辟出的道路：晋人从临汾盆地出发，向东穿行至丹水源头，然后折而向南抵达野王邑（今沁阳）。
太行陉路线从行政划分上说，沁阳位于焦作境内，因而太行陉的出口实际上与轵关陉如出一辙，即均处于韩国掌控之下。尽管三晋之间互为唇齿的先天血缘使得魏国并不担心韩国会拒绝己方的通行权，但两大通道均被韩人垄断的现状还是在魏人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所幸魏国最终还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以上党地区的魏国城邑交换韩国在太行陉出口处的国土。在三晋各自划分势力范围时，尽管韩国重点经营上党，但上党地区却并非韩人一家独有，魏赵两家同样在该地区拥有部分城池。长久以来，独霸上党始终是韩国梦寐以求的心愿，可惜实力不济的现状却支撑不了韩人的野心，如今魏国主动提出换地，韩王尽管心有疑虑，但慑于“魏强韩弱”的现状，也不得不接受既定事实。
韩魏换地最终魏国从韩国手中获得了除野王邑之外的全部北岸土地，换句话说除了太行陉的出口还在韩人手中以外，自济源至新乡全都变成了魏地。显然在没有换地之前，魏国的国土被韩国一分为二，但换地之后就变成了韩国的国土被魏国一分为二。韩魏之间这种“十字型”交叉的国土格局使得它们多数情况下表现出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尽管韩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魏人不会拒绝自己通行的权利（就像当初他们给予魏人的那样），但韩国还是保留了控制太行陉出口的野王邑。此时对韩人来说，野王邑已经不具备沟通南北国土的价值，但却可以避免自己被完全封死在上党高地，因此是韩国竭力保全的据点之一。当然韩魏之间的纠葛绝不仅限于轵关陉和太行陉，除此之外便是“太行八陉”之第三陉：孟门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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