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守望系列微剧根据地报业风云第

敌后根据地铁血抗战

无数报业人赴山西

太行山经验以笔为枪

群众办报党性强

山西传媒学院乔傲龙教授

十年潜心研究

山西敌后根据地新闻传播史

深度访谈解密根据地报业风云

今天为您讲述

《根据地报业风云》第三集

报人被太行山召唤

根据地报业风云

第三集：报人被太行山召唤

主持人王萍：

用声音还原昨天，用信仰指引未来，我是主编王萍。山西是抗日战争时期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三大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华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烽火硝烟中的敌后新闻战场，同样吸引着年轻有为的办报人在这片热土上前赴后继。

教授乔傲龙：

我把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传播分成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借口说话”，借别人的嘴来说话。第二个历史时期我把它叫独立传播，就是我们自己来说自己的话，“太行山经验”就是在这个独立传播时期总结出来的。第三个时期我管它叫“众口传播”，就是民众也来参与信息生产。

我为什么管第一个过程叫“借口说话”呢？因为在那个阶段，我们共产党自己办的刊物并不多，我们的新闻传播主要是依靠阎锡山认可的一些合法团体，比方说牺盟会、战动总会，我们共产党对这些媒体、机构进行领导，通过他们来办报纸。我党在抗日根据地最初的一批宣传人才，都是在牺盟会和战动总会这样的机构里慢慢培养出来的，比方说赵石宾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牺盟会会徽（图片来源：红色晋绥）

主持人王萍：

赵石宾，山西晋中榆次东阳镇人，曾就读于山西大学，后到北京继续求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创办多份进步报纸，也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

教授乔傲龙：

抗战爆发后，他受党的指派回到山西，首先参加了牺盟会的工作。年的时候，他是我们共产党在牺盟会设立的秘密党组的三人领导组的成员之一，负责新闻宣传。牺盟会当时办的几张比较重要的报纸有《政治周刊》《牺牲救国》，他都是总编辑。到年“晋西事变”爆发，阎锡山政治上开始趋向于反动,“晋西事变”中,阎锡山的旧军向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发难，搞军事摩擦。当时，以牺盟会和战动总会为名义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都被摧毁了。这时，牺盟会和战动总会的报人绝大部分都投入了我们共产党的阵营，成为年之后，共产党在根据地“独立发声”时期的干部积累，赵石宾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晋西事变爆发后，他先辗转到了延安，又从延安到了晋绥，然后就受命筹办晋西区党委的机关报，也就是《抗战日报》，他是首任总编辑，一直做到年。年因为一场疾病，而且根据地缺医少药，赵石宾不幸病逝，当时只有28岁。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当时那批著名的报人，包括晋绥的赵石宾，还有后来《晋绥日报》社的社长常芝青，还有《晋察冀日报》的社长邓拓、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社长张磐石，当时都是二十出头的风华少年。他们有的是山西本地人，有的是从全国各地到山西敌后来参加抗战，都是一群热血青年。赵石宾牺牲的时候才20多岁,是当时比较优秀的报人。晋察冀的邓拓，现在的新闻工作者大部分都知道，他建国之后曾担任过《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抗战爆发时，邓拓是河南大学的一个大学生，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和诗人，这位年轻的学者从河南来到山西，到了五台山见到了聂荣臻，聂荣臻很欣赏这个年轻人。之后他到了晋察冀，先在晋察冀省委工作。晋察冀的《抗敌报》创办的时候是晋察冀军区在办，交给晋察冀省委后，邓拓就开始担任这份报纸的社长、总编辑。

《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图片来源于网络）

年，《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担任该报的社长。因为晋察冀距离北京、天津都比较近，所以日伪军对它的扫荡也特别残酷。在这种环境下，邓拓跟他的战友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在敌后生存。所谓的“八匹骡子办报”就是他们的一个发明创造。“八匹骡子办报”就是办报所需的印刷机、油墨、纸张、铅字，用八匹骡子就可以驮走，一有情况，随时可以转移。到后期，晋察冀甚至做到了一匹骡子办报，因为他们对铅印机进行了改造，发明了更为轻便的木质铅印机。

收藏于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革命文物——“马背上的印刷机”（图片来源：中国印刷博物馆）

这种特别轻便的、一匹骡子就可以驮走的印刷机，也是晋察冀日报社的能工巧匠们的发明创造。包括当时在全党办报的探索时期，发动通讯员来给报纸写稿子，包括发行路线，怎么能够在公开的发行交通线之外，再建立一条秘密的发行线，这也是晋察冀的一个创造。所以邓拓在我们根据地的新闻史上，也应该是大书特书一笔的人物。

主持人王萍：

邓拓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办报经验，正是后来“太行山经验”的完美样本之一，乔老师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

教授乔傲龙：

我把“太行山经验”归结为三方面的经验。第一个是在采编队伍方面，我们通过发展通讯员建设通讯网络，来解决信息来源的问题。第二个是在交通队伍的问题上，也就是发行的问题上，主要是通过建立秘密的交通线和公开的交通线这两种交通线相结合。平时启用的是公开的交通线，一般是走大路，到有扫荡反扫荡的时候，就启动秘密交通线。秘密交通线一般来说跟我们公开的交通线是平行的，公开的交通线走大路，秘密交通线走山里的小路。一有反扫荡，秘密交通线就开始启动，报社走到哪儿，交通线就跟到哪儿。报纸印出来以后会及时送出去，同时通讯员的稿件也是交给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不管报社走多远，他们都能通过这种沿村转运的方式找到报社，最后把稿件交给报社。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经验。第三个是印刷设备，我们要实现轻装游击，那么印刷设备要越轻便越好。各个根据地都有这样的经验，尤其是晋察冀根据地，报社动员了很多能工巧匠，对印刷设备进行改造，实现了“八匹骡子办报”。一有扫荡的时候，整个报社的家当包括印刷机、纸张、设备等，用八匹骡子就能驮走，方便我们在游击环境中随时转移。到年、年的时候，《晋察冀日报》可以做到一匹骡子把一个印刷厂驮走。设备全装在一匹骡子的背上，卸下后，两边的设备一组装就是一个轻便的印刷机，它一天的印刷量可以达到两三千份。在根据地扫荡反扫荡的时候，我们对报纸的要求是印刷量要达到平时的30%，如果报纸平时发行量是份的话，那么在战时它的印刷量是份，这种轻便的印刷机完全可以满足印刷要求。

报社工人、边区劳动英雄牛步峰和他研制的木质轻便铅印机（图片来源：中国印刷博物馆）

主持人王萍：

一匹骡子办报已实属不易，而在抗战时期的山西，报人们更是以坚定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不放过日军“扫荡”间隙的每一个时间碎片，以不畏牺牲的勇敢精神，坚定兑现了“只要有24小时，就要出一份报”的承诺。

教授乔傲龙：

“只要有24小时，就要出一张报纸”，在反扫荡的时候也坚持这个原则。在晋察冀，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

敌后根据地人员在战斗环境中坚持生产、游击办报的场景（图片来源：中国印刷博物馆）

日军的扫荡队伍已经开始逼近了，据侦察还有20公里，也就是40华里，已经撤走的办报队伍又回到原地。当时日军还有40华里，需要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才能到，报社要利用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把当天的报纸印出来。所以报社撤出5公里之后又回到原地，开始编报纸。甚至社长兼总编邓拓还写了社论，然后印刷工人开始抓紧时间印刷，每印出张报纸，工人们就高喊一声“胜利”，然后再印下一个张。当印完所有的报纸以后，日军离报社的驻地大约只有5公里，这时报社才开始把所有的物资装车拉走。当时的报社是在争分夺秒地办报。其实除了晋察冀的北岳区，在太行太岳也都有类似于“每24小时就要出一张报纸”的要求。

太行根据地也实行了轻装游击，它是跟着北方局一起转移。而在太岳根据地它不是跟党委转移，它是跟着军区转移。也就是说，陈赓的部队走到哪儿，报社的轻装印刷和编辑队伍就要跟到哪儿。

译电员在译新华社消息（图片来源于网络）

战士在战壕里读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时《太岳日报》的社长魏奉璋有过一个故事。陈赓曾经给他捎过一封信，信中说，“反扫荡20多天，我们在荒郊野外一直得不到信息，你那里有什么好信息，不妨给我传过来一点。”后来魏奉璋社长根据陈赓司令员的指示组织了一支队伍，每次反扫荡的时候他亲自指挥，带一台油印设备和一个报务员，再带两个印刷工人和一个勤杂人员，组成一支小队伍，跟随太岳军区，跟着陈赓的司令部一起转移。不管走到哪儿，打开电台，先接收新华社的消息，根据这些消息以及通讯员传来的消息，编成最简单的油印报纸。以这种战时油印报纸的方式先送给军区的首长，同时把报纸交给部队，让部队的军邮向根据地的各个地方发行。也就是说，有跟着党组织转移的报社，也有跟着部队转移的，各种情况都有。

产生于山西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太行山经验”，曾经深刻影响了我党的第一次新闻改革。请继续收听《根据地报业风云》第四集《从喜马拉雅山到太行山》。

山西传媒学院教授乔傲龙

用声音还原昨天，用信仰指引未来。《红色守望》系列微剧由山西省文物局、太原广播电视台《太原广播电视报》社联合出品。

策划：王萍、樊亚萍、王志军

演播：王萍、博文

嘉宾：山西传媒学院教授乔傲龙

录音制作：李思远

版式设计：邢瑞琪

未完待续

文章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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